1月24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国内正是大年三十。因为中国农历新年在加拿大并不是什么法定假日，所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清晨起来，我照例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到几个熟悉的群里看最新消息。家族群里年夜饭早已吃过，春晚也接近尾声，亲戚们正在互相拜年发红包，我也应景发了红包和祝福。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其他的群里好像都是静悄悄的。高中同学群里，有长吁短叹的，有发布一些最新消息的，都围绕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偶尔有发祝福短语和视频动画的，大家寥寥应和几声，很快就悄无声息了。

年的鼠年春节，注定是个不平凡的节日。在严峻的形势之下，所有人的兴致都高不起来。每个人似乎多多少少会和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有点关系，即使身处遥远的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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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的非典疫情曾经沸沸扬扬，引起全球性的公共安全危机，北京当时处于危险和风暴的中心，整座城市都是高度紧绷的状态。但时间似乎是最好的解药，17年足够漫长，很多细节早已经忘到九霄云外了。如果身边的亲人朋友没有直接遭受非典打击的，那种憋闷压抑的印象仿佛并不是太深刻。而此时，因为同为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因为整个扩散和救治过程的似曾相识，在媒体的一再提醒和集体回忆之下，往事慢慢又浮现在眼前。

02年年底，我刚刚成为一名新妈妈，北京没有人照顾，所以春节时带着两个月大的儿子回了太原奶奶家。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从电视新闻中断断续续了解到，广东那边发生了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又有人将病毒带到了香港。但消息是零星散碎的，广东和香港距离我还是太遥远，况且当时也正为当新妈妈有点小小的焦虑，根本顾不上多想。

2月底产假结束时，孩子自然就留给爷爷奶奶带了，我独自回到了北京。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多层次的社交媒体网络，很多消息通过电视、报纸，和民间的流言私底下传播。当然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其实一直都隐瞒着真实情况。因为瞒报，客观上造成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民众没有及时得到知情权，根本没有意识到危害到底有多大，又怎么会从自己做起，主动隔离或减少公共活动呢。

当时的北京就像如今的武汉。北京人走到哪儿都遭人嫌弃。我还记得同事顶风去宁波出差，回来跟我们描述当时的场景，对方公司人员委婉地拒绝和他们握手，能面对面坐下来开会，已经是给足首都人民面子了。

北京人的乐天和如今的武汉人民也有得一比。疫情很严重，但我记得上班照常，也一直没有佩戴口罩。商店里84消毒液很紧俏，也没有到断档的程度。板蓝根什么的我们家里都没有买。尽管不时有传言，说非典专攻青壮年，当时孩子爸爸因为工作原因需要频繁进出广东，还一度为他担心，所幸平安无事。

不过大家还是在生活方式方面做了一些改动。中午我们同事出去一起吃饭的习惯并没有改掉，而是每个菜碗里多了一双公筷。那时候我们还调侃，是否中国人沿袭几千年的饮食习惯都要有彻底的改变。可事实证明，中国人太健忘了，几个月以后，疫情平息，一切回到从前。

个人卫生方面，不管是在高级写字楼的洗手间，还是在大街上的公共厕所，都醒目地贴着正确洗手的步骤，洗手液也准备得很充分，每个人都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商场里恨不得全是消毒液的味道。

可是工作和生活照常进行着，并没有受多大影响，反而因为人口骤然减少，让厌倦了拥挤的人们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身边同事都算是幸运儿，虽然北京疫情很严重，也确实有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一线医务人员牺牲的不止一个两个，但尽管在同一座城市，非典只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或许，这就是台风中心反而没有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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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据报道致死率还没有非典高，但在民众中间引起的恐慌不安却比17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方面要拜社交媒体所赐。如今信息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官方的消息发布反而一再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