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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华：《抗击非典》春节将至，源自武汉的肺炎疫情引发全国 传言中被磨尖的内容或细节：数百人死于不明病毒，包括大批医务人员（广州初期传言）；全国非典病人已达上万（4月深圳传言）；医学专家判定非典为禽流感，达菲是特效药（广州传言）；熏醋、补碘、喝板蓝根可以预防非典（广州传言）；放鞭炮可以预防非典（民间传言）；广州发现不明致命病毒（广州传言）；北京即将封城，用飞机撒农药的方式进行消毒（北京传言）；我办公室所在的那座大厦或我居住的小区发现非典病人；非典严重，商店里食品和药品已经脱销。
如果说削平和磨尖涉及的都只是信息的选择性过程，那么我们还没有说明为什么有些信息被磨尖了，而另一些信息则被削去了？另外，被人们用来建构传言的信息就真的是随意的吗？
先来看30年前的一个传言，其起因是理查德·尼克松年对中国的访问。传言的大意是，尼克松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将一只价值连城的九龙杯偷走了。尽管卫士们注意到了这一切，但因为尼克松的身份，他们未能及时制止，只能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总理。聪明的周恩来安排将离京的尼克松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在表演现场，一位魔术师通过将一只仿制的赝品“变没了”，而迫使尼克松打开自己的公文箱，并交还了九龙杯。
在这个今天45岁以上的人都还能记得的传言中，显然体现出了30年前中国人的价值观、政治信仰和文化准则：其中包括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美国人都不是勇敢而智慧的中国人的对手；年中华文化悠源流长，即使是全世界头号发达国家的总统也对我们的文物垂涎三尺；聪慧而勤勉的周恩来总理是我们的“好当家”；以及中华文化对“面子”的顾及（直接讨还九龙杯是不当的）。
上述传言及其解构，涉及到了同化（Assimilation）这一典型的公众嵌入行为，它说明在传言的传播过程中，人们会依照自己或群体的习惯、兴趣、希望、担忧、预期、常识、传统以及文化价值观等来进行信息的取舍和细节的再造。
在SRAS传言此起彼伏的4个多月里，传言再造过程中同化的作用得到了突显。分析种种传言，我们能够看到，公众在制造或传播各种传言时，无一不卷入了同化这一嵌入过程：
比如，在疾病种类的猜测方面，最初的传言包括禽流感、炭疽、鼠疫甚至霍乱等，除了鼠疫和霍乱曾给人类带来过惨痛的记忆外，去年美国“9.11”后的“炭疽恐慌”，以及年近在咫尺的香港的禽流感更是使人记忆犹新，这使得广州公众十分自然地会从自己的常识或记忆中寻找有关疾病类型的解释；
比如，在非典病原体的最初猜测方面，传言中的“不明病毒”等说法，也与人们对病原体的通常认识相一致（显然，如果是细菌作崇，抗生素不会没有效果）；
再比如，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不仅广州传言中的“熏醋”可以预防非典的说法，与广州本土的习惯和市民的常识相吻合（其实抢购盐，也与市民认为非典与“碘”缺乏有关），而且我们后面要讨论的民间谣言中的“放鞭炮”、烧香等做法，也直接来自于民间“辟邪”传统；
最后，还比如，在如何遏制非典的蔓延方面，有关“北京即将封城”的传言则直接反映了惊恐中的公众的某种希望和预期。在我们5月1－4日即SRAS肆虐高峰时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五大城市千户调查中，赞成北京控制人员进出的比率高达85.2%。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有关“北京即将封城”的说法虽是无稽之谈，但却与公众的普遍希望和预期相吻合。并且，卡方检验表明，在这一点上五大城市间存在着明显差异：广州最低（70.2%），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一者广州人对SRAS恐慌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脱敏，二者广州本身就是原发地之一；而南京最高（93.2%），则可能与当时南京媒介报道有大批民工自北京返宁，以及南京刚刚发现疫情（在调查实施前的1－2天，南京发现了非典的临床和疑似病例），市民高度恐慌有关。
5畸变之三：民间传言对传统的借用在SRAS传言的制造和传播过程中，同化这种典型的公众嵌入行为，在我们前面提及的5月3日－6日飞传全国14省的民间谣言中获得了最为充分的表现。对比SARS肆虐期间北京、广州等地流行的现代都市传言和前述14个省的乡村及小城镇地区流行的民间传言，能够发现，因为后者大量借用了包括民间信仰和民俗行为在内的传统因素，使得SARS传言的畸变更为突显。
我们将都市传言和民间传言划分开来，作为两种不同的理想类型，受到詹·哈罗德·布伦凡特和上述孔飞力、苏萍等人两类不同研究的影响。年代初，布伦凡特对发生在现代美国都市的、他称之为“都市传言”（UrbanLegends）的一系列流言和谣言进行了研究。这些传言无一例外都是没有根据的，但在传播过程中它们往往被说成是发生在朋友身上的真实故事，诸如“弯钩事件”、“微波炉里的狗”和“肯德基炸鼠”等等。布伦凡特的真知灼见在，他意识到大多数都市传言是对现代生活危机的一种警示，如性解放、微波炉和快餐店，它们强调或暗示了新事物的风险性。
布伦凡特研究的都市传言，连同SARS肆虐期间北京、广州等地流行的非典传言，尽管具体的表现形态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其内容的现实感或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语言说，它们都具备“祛魅”（disenchantment）的特征。在布伦凡特的案例和北京、广州的SARS传言中，尽管传言的内容都未经证实，有些甚至是捏造的，但它并没有任何神秘的或巫术的色彩在内：比如，在布伦凡特的个案中，奶油面糊中掉入老鼠或愚妇用微波炉烘干湿漉漉的狗在现实中都是可能的事；而在SARS的都市传言中，无论是“不明病毒”，还是用“封城”的方法遏制非典蔓延，都没有明显的荒诞成分。
但是，作为民间传言的典型，孔飞力和苏萍的研究分别提及的“叫魂”与“采生折割”等，则具有相当的荒诞性。在清代民众眼中，前者是包括流浪乞丐、游方僧道在内的“妖人”施以的“妖术”；而后者则是洋教士们对男童女娃施以的“妖术”。单以《叫魂》为例，年的“叫魂”谣言最初始于德清县慈相寺的恶僧，其目的是阻止香客前往另一处寺庙——观音殿烧香。谣言的原版是，没有承揽到德清城东水门和通往观音殿路上的桥梁工程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承揽到生意的仁和县石匠吴东明，在路上做了法。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原先的版本演变为，吴东明要偷盗灵魂（这是“叫魂”的最初雏型）来加固水门和桥梁。自这以后，谣言几经变化，并很快传遍江南以至其他地区。显然，“叫魂”谣言的流行，是以民众确信“妖人”能够通过剪割发辫、偷取衣物甚或呼唤姓名的方式盗取他人的灵魂的民间信仰为心理基础的，而乾隆帝也有理由将“剪辨”与对清王朝的不满或威胁联系起来。
还是回到5月初流行的有关SARS的民间传言上来。在上文中我们已经交代，这一民间传言的基本版是“一婴儿出生就能说话”，并道出了防非“秘诀”：放鞭炮祛邪。在随后4天的大面积流行中，这一谣言经历了若干畸变：其一，神异男婴在一些地方变成了“80岁的哑巴开口说话”或“一妇女怀孕两年生子”；其二，祛邪的“秘诀”除了放鞭炮外，还包括喝绿豆汤、烧纸钱，或在水碗中加茶叶、大米等。不过，在所有这些变化中，最符合前述同化机制的是，产生奇异之人或奇异之事的地方都被“本土化”，即被就近落实到传播者或接受者熟悉的乡镇，以使人产生高度的可信性。尽管5月9日此谣言就已基本衰落，但其民间影响现在仍然不散。
对比发生在北京、广州等地的都市谣言，显然，有关SARS的民间传言仍然具有明显的巫魅性质，在那里面有韦伯所说的“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而人们常常“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有关SARS的民间谣言所具备的“巫魅”特征，同乡民生活和农村中依旧盛行的传统文化有着相当的联系。农民相对说来文化程度较低，加之在社会生活中常常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长期以来，许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就常常信鬼拜佛，将人生的希望、命运的主宰，尤其是大难临头时的解救之法交付给鬼神或灵异之物。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神异之事或神异之人是谣言制造者的首选素材（比如，制造神异之人或神异之事就常是中国历代农民造反者动员民众的手段之一）；而神异之事或神异之人对谣言的信奉者和传播者来说也是坚信不疑的对象。在我们的访谈中，一位政治学家也谈到，在中国农村仍十分盛行的传统文化的理性化过程不够，没有经历类似西方新教改革时的“祛魅”过程，其中仍有相当的巫术、怪力和乱神的因素。其实，即使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代，农民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心理的制肘，具体表现为对具有“克理斯玛”即神授权威人物的过度崇拜、强烈的乏力感和对命运的无奈。
当然，在SARS流行并又可能向农村蔓延的情况下，农民的恐慌是有依据的：这个从年初开始流行、几度宣布“已经有效控制”的病毒进入5月不仅没有消除，反倒更加肆虐，在一般农民眼中，这确实是大灾；因为害怕SARS病毒，加之听说北京要“封城”，成千上万的有可能带有“非典”病毒的在北京、广州打工的乡亲正在返回家乡的途中，有些已经到了家并传染了人；各级政府平时无所不能，现在也都如临大敌，纷纷表示要全力以赴、严防死守；……这个连北京都一下治不住的“怪病”，十分自然地会造成身处穷乡僻壤、缺医少药、担心无力负担医疗费用并因此而多少有些孤立无助的农民的恐慌心理，使他们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焦虑之中。
同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对非典疾病的知晓度并不算低，但他们对非典疾病防治知识的了解却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这样一种非对称状态，提高了他们的焦虑感。在我们的五大城市调查中，在“预防措施”中，市民了解的措施包括室内通风、保持个人卫生、尽量少到公共场所、到医院等易感染区去戴口罩、增强身体抵抗力、保持公共环境卫生等；而在同期进行的江苏农村调查中，却只有不到20％的农民了解非典的防治措施。这样一种情形，自然会促使农民在现实的威胁中，回到自己熟悉的民间传统、信仰、风俗和习惯中寻求解救之法：于是，放鞭炮、烧纸这种沿袭了上千年的驱鬼逐疫的手段用上了；喝绿豆汤这种民间的“解毒”方式用上了（只是此毒非彼毒）……。而这一切的有效性又必须借神异之人的口来发布，于是就出现了坠地之始就会说话的“神异男婴”，或8旬哑巴开口说话的神异之事。至此，人们完全脱离了科学和文明的轨迹，在现实的威胁（SARS病毒的流行）和想象的恐惧之中，通过违背科学的方法寻求摆脱恐慌的途径，而SARS传言的畸变也最终攀上了顶峰。
6简短的结语无论是流言还是谣言，都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与传播相关的一种集群行为方式。我们已经看到，作为一种集群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流言和谣言不会像暴乱、骚乱、时狂或恐慌那样轰轰烈烈，但它一样能够对社会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流言和谣言产生的基本前提，在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正是这种重要性和模糊性产生了人们交换看法、判断事件性质、寻求应对之策的基本动机。虽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多数的流言和谣言只对一部分人有意义（比如围绕某个明星的个人绯闻），以至其常常来去无踪、无伤大雅，有时甚至被人称为“智力口香糖”（在过度安逸的生活中，它甚至是一些人的常规消遣），但在社会危机时期，与多数人相关的流言和谣言却能够引发其他更为集中和暴烈的集群行为，由传言制造的财政与金融恐慌是这样，这次的SARS危机更是这样。
作为一种集群行为，流言和谣言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复杂而多变的图景。如果能够沿着它传播的途径进行考察的话，我们能够发现，几乎每一个涉及者都应对传言的传播负责，但又不能对它最终的结果负责，因为它本身是被卷入或嵌入其中的每一个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一系列传播行为累加的结果。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通过分析不同途径收集到的各种经验资料，具体考察了此次SARS传言产生的社会动因，并从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最初的传言发生畸变的诸种可能。我们已经看到，个人的心理与行为、传播过程中的再造，以及民间传统与信仰，都可能使SARS传言内容发生歪曲，并最终使其发生畸变。以SARS传言为例，不但能够使我们对传言的一般社会心理过程和内在机制获得常规性的了解，更能使我们结合包括传播手段在内的现代社会生活本身的变化，为流言和谣言的研究找到新的切入点和新的动力，并进而应对性地提高我们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叫魂：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在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孔飞力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叫魂：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点击即可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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