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组刘霞
《与祖国共成长》
“童年缩成一粒沙子，陷在我的眼睛里面，逼迫我不停地流泪。明明就在眼前，却看不到，明明已随时间走的很远，但是疼痛感却异常清晰，犹如切肤。”郭敬明如是说。出生于八三年的我，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我记忆中的童年，街坊邻里都不富裕，物质缺乏，吃的是杂粮，穿的是哥哥姐姐改过的衣服，偶尔衣服上还挂着块补丁。但物资上的贫穷并没有丝毫减少我们童年的快乐。我没有上过幼儿园，只有入学前一年的“育红班”。对于这个名字，它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只知道在这个班级上学就意味着我马上就要开始令人向往的学校生活了。当时学校条件比较差，没有像高年级那样整齐的桌椅板凳，我们一排七个同学共用一条很长很长的高凳子，然后直直的坐在小凳子上，按照老师的要求，一只手平放在另一只手上，目视前方，认真听讲。就是在这个小小的“育红班”里面，我对学习的渴求之梦开始了。从简单的数字，到基础的声母韵母，到好听的儿歌，再到宝贵的木制钢琴弹出的优美旋律，为期一年的学前生活很美好。虽然没有现代化，环境优美的高科技幼儿园的存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学前教育简单质朴，快乐幸福。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那时候每天放学都是哼着这首歌回家的，所以五角星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不可动摇。小的时候，妈妈懂缝纫，家里有台缝纫机，是妈妈的嫁妆，也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物件。还能穿的旧衣服妈妈会就地分配给我们姐弟二人，不能穿的则拆了后用缝纫机裁改裁改再给我们穿，裁下来的边角料可以留着以后衣服破了打补丁，再碎的布片还可以用来做成碎花布块书包。在那个物质及其匮乏的年代真是物尽其用，没有一点浪费。虽然妈妈缝制的五彩斑斓碎布块的书包很漂亮，但是我仍然渴望拥有一个军绿色的单肩书包。看见别的小伙伴都背着军绿色带五角星的书包，我非常羡慕。突然有一天当我回到家发现它就安安静静的放在桌子上，我高兴的左蹦右跳，把书赶紧放在新书包里面，还把它挂在床头才安心的入睡。小小的军绿色带着闪闪红星的书包一直是我童年的回忆，有时候觉得老是背单肩包没有意思，但是并没有想着去买双肩包，当时双肩包在我们那里还未开始流行。我们就利用我们的聪明，把书包先从正面跨在脖子上，然后两只手分别从两侧绕过去，接着用力得把书包从前面向后一甩，甩过头顶，书包自然就落在了后背上，书包的带子也绕在两个胳膊上。简单的一个小聪明满足了我们想有双肩包的梦想，然后大家背着自制的双肩背包飞奔在往返学校的土路上，一路上尽是我们爽朗的笑声。虽然没有米奇的奇特漂亮的书包，军绿色一直是我们心中的最爱，它默默的陪伴着我们到小学毕业。
上初中时发生的一件大事一直铭记在我心中。年香港回归在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我们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在我们眼中，香港是个遥远的地方，是个神圣的地方。“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让海风吹拂了五千年，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这首歌对于我们却并不遥远，我们经常在教室中唱起这首歌。时至今日想起这首歌，看着歌词我还能清楚地哼唱出来。也清晰地记得是年6月30日晚上，学校容许我们在教室里看回归的典礼。我们几个同学，就坐在教室的电视前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当时，感觉自己的祖国太伟大了。也感觉自己很荣幸，小时候天天背的知识点，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通过电视，看到了繁荣的香港，当时也有种冲动，要去香港看看。不过，那时也就是想想而已，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学生，怎么可能去香港看一看。现在自己成年了，长大了，去年暑假带着父母去了一趟香港领略了今日香港的繁荣和昌盛，同时也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梦想。
我是年参加的高考，就是从那年开始，高考由每年的7月份提前到持续至今的6月份。掐指一算，我的高考距离今年已经整整15年，这个数字还是惊了我一下，不由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15年前的事，看似很遥远，但又觉得很近。想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高考对于任何一个经历过它的年轻人来说都意义重大，二是我们刚步入高三不久，非典来了。年，疫情便在全国蔓延。那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APP和朋友圈，报纸是每家每户都必读的刊物。每天打开报纸，第一眼先看今天北京感染几例，死亡几例，河南感染几例，死亡几例......大人之间，学生之间，见面讨论的话题，医院感染了几个人，医院又死了一个人，最近死的那个人是做什么的......死亡，就这样被每天换着花样的讨论着，讨论得多了，就觉得刚死的非典感染患者离你很近很近，毕竟一起起的死亡病例就发生在你所熟悉的城市。恐慌的气氛越来越浓。口罩成了大多数人的必需品，金银花板蓝根供不应求，体温计也成了大家每日必用品。那时候，流行一个词，叫“隔离”。一旦发现非典感染患者、疑似感染患者或者与感染患者有接触的人，都需要立即隔离。已经感染医院里，疑似患医院里，与患者接触过的人，一般被隔离在自己家里，禁止他们外出，以避免可能会继续传染更多的人。
原本我们高一高二还有晚自习，但到了高三下半年居然每天下午4点就下课。下课后全班同学给教室做大扫除，先把地扫干净，桌子擦干净，然后班主任带着大家把稀释好的一大桶消毒水往地上倒，倒完一桶再倒一桶，总觉得这水只有用得够多，才能把非典病毒扼杀掉。除此之外，每天中午还会有专门人员给每个教室进行消毒，大家都被赶出教室外出活动二十分钟。校园是人群活动非常密集的地方，也是非典病毒重点预防对象。所以除了每天的大扫除，学校还有个硬性规定，学生每天从家出门前都要量一下自己的体温，填一个当日体温记录表，体温正常才能去学校，到学校像交作业一样，把体温表教给班委。学校对疑似感染或者可能会感染非典病毒的学生非常警觉，毕竟学校人太多，一人感染就意味着很快有更多人感染。
那时候，很多奋战在非典救援一线的大夫感染了病毒。我至今为止还记得一个人的名字：钟南山。当时是站在学校的报刊拦前看到他的报道，从头看到尾，看完后泪流满面。他是一座在“非典”激流中，岿然屹立的南山！在大批医护人员被病人感染的特殊时刻，钟院士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他领导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在抗击“非典”的战场上，66岁的钟南山院士曾一次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作为全省医疗救治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不顾年事已高，冒着被感染危险，悉心指导救治病人，成为救治业务的主心骨。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坚持实事求是，积极开展合作，努力寻找病原，其科学家的道德风骨和学术勇气，成为学界楷模。在抗击非典的这场战争中，像钟南山一样的战士还有千千万万，他们成为我们中国的中流砥柱，是我们中国人坚忍不屈的集中体现。
03年的高考我顺利考上了信阳师范学院，我所就读的大学有山有水，校园环境优美，学习氛围浓厚，所以我感恩于自己的母校。当时最大的梦想是摆脱了高中的束缚和压抑，我要在大学尽情的释放自己，发展自己的爱好。其实仔细想想自己以前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在这方面西宁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白癜风有治好的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