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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言寺三明治

言寺是短故事学院6月班的学员，她在这次写作中写下了自己向父母隐瞒自己自由职业身份的事，但事件总是引子，它们指向的永远是那些模糊而复杂的家庭关系。

文｜言寺

编辑｜胖粒

“有什么事一定要讲给我们听。”

母亲常说这句话。但实际上我极少说出“那些事”。

父母让我尽快买房子，他们赞助首付。我对此非常抗拒。

目前的状态不适合背上房贷。可我又不想现在说出实情：已经自由职业八个月了，还没完全实现收入稳定。如果有了房贷压力，可能就得为了生存，不得不接许多不擅长也无意深耕的领域的稿件，这不利于长期发展。自由职业者最宝贵的是时间。我的自由职业是翻译。在疫情之前，我的口笔译业务各占一半，疫情爆发之后，至今没做过口译。此前，我更倾向于做口译，但这段时间专注笔译，让我发现自己的性格其实更适合笔译，我也更喜欢笔译。

父母都认为，自由职业是“很有本事”才能做的。我大学刚毕业一年，在学生时代也没展现出什么特别的天赋，在他们眼里大概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们若是知道我自由职业，肯定会担心，甚至会隔三差五劝我找工作。那样，压力就更大了。还是先捂着，等到收入稳定超出全职时期，再告诉他们。

有时傍晚七点多接到父母的电话，问吃过饭了没，我总说“刚吃”。而事实上，我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就吃了，还散完步回来了。

开始自由职业之后，周末和假期都模糊了。有时连续工作两三周没有周末。有时在周内休息几天。每逢公众假期，我会提前了解放假、调休的时间，以便在合理的时间给父母打电话，或者在接到他们的电话时给出合理的回答。但有时也会想当然。比如今年五一，放了四天假，我没留意，差点儿露馅。

自由职业是我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向往的状态。那时我在学土木工程，但喜欢翻译，尤其是口译。在父母的支持下，得以参加价格不菲的校外培训班，从而窥见自由译员的生活状态。我也希望能成为自由译员，但感觉很远。那时，我很大程度上是被“自由”二字吸引，但这种自由，是怎样的自由？没想过。

后来，仍是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念了翻译研究生，选了喜欢的口译方向。但再次发现，离自由职业还是很远。毕业生当中直接从事翻译工作的只占少数，能一毕业就做自由译员的，就更少了。大部分毕业生从事的是教育、培训、外贸、行政等工作。虽说这些工作也不算完全与专业无关，但都不是我想要的。而少数直接从事翻译工作的，一般是专业能力在班上数一数二、“拿奖拿到手软”的同学。尽管在研二的时候，根据老师的反馈，我在班上至少是“top5”。但我感觉跟第一第二名相差甚远。再说，一个班也不过二十来人，前五，也没什么。而关于自由职业，老师的建议是：先做全职工作，累积了经验再自由职业。许多前辈也是这么建议新人的。

读研的两年很快就过完了，我没来得及成为第一第二名，就该找工作了。

去年三四月份，我参加了约二十场面试。三月份在成都面试了七八场，四月回到广州又面了七八场，还参加了几次线上面试，是外派到黑海国家、非洲国家的岗位。这些工作当中，有口笔译，有笔译，也有培训机构老师。尽管我不喜欢当老师，也不认为自己能教别人，但还是面试了一家培训机构。似乎这样，在被问起的时候，我就能说：“我试过啊，只是被拒绝了。”

其中一份工作，在广州，我只做了五天。这份工作招聘时说是口笔译岗位。入职那天，老板才回来，跟我说，除了口笔译工作，主要是做助理。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在熟悉材料或者翻译文件的时候，我时常被打断，去给来开会的客户冲一杯雀巢三合一速溶咖啡，给老板冲杯板蓝根，给老板泡杯茶，给老板倒杯水。那个青花图案的杯子很大，比较重，一只手抓稳有点难。双手捧着它，让我觉得自己非常滑稽。

函没写好，茶没泡对，会议内容太敏感请出去。现在看来，这些事情都很平常。老板摆派头，可能也不罕见。但我没有任何的长期实习经历，那是第一次真正接触大家口中的“社会”。每天在宿舍的床上睁眼就想，“我能不能不去上班”。然而最终还是爬下床，背上包，乘四十分钟地铁，在公司楼下买一份麦当劳早餐，先放在工位上，再去洗手间换工衣——黑西装与白衬衣。

上班的第三天，我在翻译一份文件，老板在办公室里喊了一句“小陈，给我找个打火机”。我前一天已经告诉过他，我不姓陈。那一刻，我萌生了辞职的念头。晚上跟朋友、舍友聊起这件事，我听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支持，另一种是建议我再考虑考虑，毕竟这份工作可以得到很多“锻炼”。

但我还是决定辞职，尽管我马上就要变成自己曾经看不惯的人：一份工作只做了几天就辞职的年轻人。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种“锻炼”？现在也没想明白。

第四天，我在工位上磨蹭了半天，也没想好，到底是当面说，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