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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呼吸在一米之外》

作者：陈拙主编

怎么也没想到，我接诊的第一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是警车开道送来的。

那是1月24日，除夕。在隔离病区待命多时的我接到一个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要转到我们病区来。那时，我所在的城市中确诊的病人相对还比较少，我还没有见过感染者。不禁想，病人会是什么状态？放下电话，我叮嘱值班的护士做好准备，自己穿好防护服到防护楼门口等待。

远处，红蓝灯在路的尽头闪烁，我突然意识到，这是警车开道。警车在距离防护楼门口10米远的地方停下了，后面的救护车继续朝前开，到防护楼门口才停下。救护车的门一打开，下来四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他们在救护车门口一字排开，全部穿着防护服，大家都很沉默。

因为穿着防护服看不出谁是谁，互相也不认识，我上前跟四个医护人员竖起大拇指，比了个“点赞”的手势。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病人，脑子里不停地想，病人怎么样了？车上跟了四个人，会不会得抬着担架下来？就在我好奇的时候，病人下了救护车——自己走下来的。

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不像个“病人”，他跟我这些年见到的病人完全不一样：因为病人戴着口罩，看不清他的样子，我只能看到他口罩上方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头顶有点秃。除了紧缩的眉头能让人感觉出他心事很重，他看上去再普通不过了。他拿着一个背包，自己走下车，像是回家路上突然被叫醒，却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并不认识的地方。资料上写他姓万，比我大一点，我就喊他“老万”。

做完了交接，我对老万说：“您跟我走吧。”老万没说什么，只摆一摆手，算是跟我打了招呼。老万跟着我进了防护楼。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老万漫长的治疗期前，最后一次看到外面的天空，吹到外面的风了。

我的“隔离”，比多数人要早。1月15日，当大家还沉浸在采买年货、迎接新年的喜悦中，对“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名词并不了解的时候，我已经参与到了隔离病区的筹建当中。医院是新型医院，因为要接诊感染的病人，我们清空了整栋楼作为“防护楼”，楼里只留我们这一个病区、我们这一队人，整个隔离病区都是我们的工位。从筹建那天起，我就一直在这片隔离病区里，见证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从病区的划分到防护用品的储备，我们为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做着准备：接受培训，熟悉仪器操作……10天的时间，我和病区一起，一点点完成了“建设”。待命的时间里，整个病区空荡荡的，自己的脚步声在走廊里会发出巨大的回响，空旷、荒凉。整片病区像是和我一样，都在静静地等待。

直到1月24日，大年三十的上午，我和这片病区迎来了第一个确诊患者——老万。

空旷的走廊

隔离病区在二楼，电梯从一楼到二楼只要几秒，但我却觉得很慢。电梯里只有我和老万两个人，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特意看了看老万的眼睛，但那双眼睛很空洞，里面不知道是恐惧还是不知所措。

其实我想跟他说两句话，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他知道他被确诊了，我也知道，他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我也明白。他没有看我，可能他对这几天围绕在自己身边这副装扮的人已经习惯了。他只是木讷地看着电梯上升的数字从1变到2。门开了，他在等我先出去。

进到隔离病房，关上安全门，我需要给老万做一些基础的检查。量体温的时候，护士有一些紧张，我说：“我来吧。”我们用的是红外线感应的体温枪，但是戴着两层手套，手特别不灵活，我一不小心按错了按钮，体温枪关机又开机。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操作还不是特别熟练。然后一边测体温，一边趁机和老万说话：“你感觉怎么样？”

老万抬起头，眼神明显错愕了一下，甚至有点惊慌，定定地看着我，开口说了第一句话：“你不怕我吗？”

我指了指防护服，说：“我穿着这些还怕你吗，倒是你，你看我这样，不害怕吗？”

老万挂着口罩的耳朵动了动，也许是挤出了一个笑：“我很感谢您，被确诊以来，您是跟我说话离得最近的一个人。”

我愣了一下。

因为得病，老万没法跟别人接触，别人也不敢跟他接触，这是非常真实、无法逃避的“被隔离”，被关进笼子的感觉。忽然从一个正常人变成因疫情而被追踪的确诊病人，这个角色转变来得太快了。

“确诊病人”入院隔离，医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受伤了自己会疼，医院会有一套完整、熟练的流程来处理。但从老万的感受来说，他现在只是有点发热，和普通感冒的症状几乎一样，却忽然被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不能出去半步，谁都见不到。没有缓冲，没有过渡，发现了就被控制了，心里其实很难一下接受。而被隔离的这些天里，可能也没有人进过老万的小屋子，跟他说说话。想到这儿，我拍拍他的肩膀说：“老万，你不用担心，来到这里咱就是朋友了。”

我问老万关于这个病他知道多少。老万的表情很茫然，说他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这个病的传染性特别强，跟当年的非典很像。

我说：“你说对了，是跟非典很像，但是当年我们面对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时候，防护措施是12层口罩和传说中的‘板蓝根冲剂’，今天和当年可不一样了。”

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心虚。在这样一个大阵仗、大环境下，没有经验，没有措施，不知道怎么办，人不害怕是不可能的。我唯一能参照的就是当年的SARS。那时我还在上高中，全国都在说“抗击非典，众志成城”，我没有概念。但现在，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战斗一线的人是我，我变成了抗击疫情的一分子。

回头想的时候才意识到，当年SARS暴发时，患者确诊人数达多。也就是说，在当时的防护条件下才感染了多人。其实SARS的传染性不强，是致病性强，当年那场战役的根源是防护不到位。随着病情的进展，重视等级、防护等级也慢慢提高了，也才有了今天我身上的防护服。

当年抗击非典的人和今天的我们一样，面对新型病毒的疫情，每个人都是第一次。

“对于这个疾病，你比我了解得多，”我坦率地告诉老万，“你知道它有什么症状，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你知道你的身体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而我没有见过，更没有得过，你是我的‘第一例’。说实话，现在我没有什么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请你理解，但是也请你相信我，我会和你一起面对它，好吗？”

我没法跟老万探讨具体的治疗方案，因为能给我们参考的数据太少了。我们没有药可用，也不知道什么药管用。

我也知道，说出“我也不了解，我们一起面对”这样的话，其实很冒险，相当于在自己的病人面前袒露自己“不知道”。但从我接到老万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把他当成病人，而是想和他“做朋友”。这是我有意为之的。

病区筹建的时候，我曾站在隔离病房那扇窗户外面无数次设想过：如果我得了这个病，我是什么状态？我是什么心情？我需要什么？

穿着全套防护服的作者

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或许就是这样的时刻最能给我安慰的。

因为穿着防护服彼此都看不出样子，医护人员会在各自的防护服上做标记。我在胸口左边写了自己的名字，又画上一颗红色的爱心，右边写了一句对老万说的话：别怕，我跟你在一起。

特殊时期，不光治疗手段需要“试”，连沟通方式，怎样面对确诊病人，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病人建立信任，都需要一点点摸索。

“现在全国对这个疾病都不是特别了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