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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上的中越关系

“同志加兄弟”与“白眼狼”

在古代，中国是东亚文明秩序的建设者与主导者，越南是这个文明秩序里的一员；冷战期间，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是东亚革命的领导者；新世纪，中国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越南又将何去何从。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邻，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关系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年4月，中越两国防长在两国相关口岸进行交流并在陆地边境1号界碑合影，说明了两国对于陆地边界的共识（而在同一时期，中印仍存在大量陆地边界争端）。6月，中国外长王毅与越南外长裴青山在重庆会面，裴表示两国是“同志加兄弟的友好近邻”。

（中越两国防长在两国陆地边境（1）号界碑前合影，图源环球时报）

在上世纪50，60年代，胡志明一直把中越关系形容为“同志加兄弟”。这一时期，中国对越南的独立运动和解放斗争给予大量援助与支持，两国曾共同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给予红色痛击。越南后来却侵犯我国领土、迫害在越华侨，最后双方兵戎相见，这种行为被我们形容为“白眼狼”、“忘恩负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及影片中梁连长那句台词“两百亿养了个狼崽子”更是让越南的白眼狼形象广为人知。

那么，从“同志加兄弟”到“白眼狼”的转变，即中越关系的恶化，这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本文简单回顾历史上的中越关系，结合历史和意识形态因素来解释冷战时期中越关系恶化原因，并为当今中越关系提供一些思考。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古代历史上的中越关系。第二部分简要回顾冷战背景下中越两国关系，以及中苏越三国的互动。最后将解释双方关系的破裂。

#1第一部分

天下秩序和中越关系

古代中国是东亚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维护者，也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中心。从文化维度上看，越南是古中国文明秩序体系的一部分。中国是越南的宗主国，有责任对他所承认的越南合法王朝进行保护，以及委任统治。越南作为中国的朝贡国、藩属国，可以在中国皇帝册封下得到统治权，取得较大的自治地位，避免中原王朝干涉其内政。

“天朝上国”

讲到古代中国如何看待自身在世界的位置，大多数人会想到乾隆皇帝说的“天朝上国”。古代中国自称为“华夏”或“中华”，代表着天下中心，天子是这个中心的点，四周则被“蛮、狄、夷、戎”等蛮夷包围。中国也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心，代表先进文明。这个圈包含了朝鲜、越南、日本、琉球等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王国），他们通过向中国的天子进贡称臣，纳入并成为这个先进文明的一部分。天子则对他们进行册封，给予他们在这个文明中的地位，同时也展示了天子威望。接受儒家文化的“蛮夷”，则意味着被文明所教化，成为了“文明的蛮夷”。但是对于更广阔的化外之地，这些在华夏文明眼里的“文明的野蛮人”，已经将自身视为“文明人”了。

（以天子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图源百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原王朝在秦时就在南方设立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汉设交州，唐设安南都护府，对越南地区实行过有效的行政管理。其他时间，越南也断断续续地被中原王朝纳入行政版图之中，越南称这些日子为“北属时期”。明清时期，中国则不对越南进行直接统治，而是采用朝贡和册封的方式来管理。对于中国来说，越南远离中原中央政府，且地理环境复杂，直接统治的成本以及对国力的要求是巨大的。

（中南半岛地形图，中越接壤处是云贵高原和十万大山的高原多山地形，阻碍了交通。图源百度）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思想指导下，皇帝可以实施间接统治。土地不是王所有，因为已经分封出去了，王承认这土地统治者的独立地位，但这些土地上的生民是王所要负责的，王可以对治理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干预，即“上天裂土而不分民”。对于皇帝来说，册封藩属国的统治者和在中国境内任命官员并无太大区别。当地方管理者不能履行维持国内和平职责，册封可以取消，而任命新的有能力的管理者，因为中国皇帝对全天下的百姓都负有责任。[1]对于藩属国统治者来说，向中国朝贡称臣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首先，他们可以成为先进文明的一部分，使得自身统治合法化和强化自身地位。其次，不受中国的直接统治，取得一定的独立地位。再者，在国内发生叛乱，或者受到敌国入侵时，能请求中国的支援和保护。比如越南莫氏（莫朝）一直是明、清承认的合法王朝，莫朝灭亡后，退守高平，仍受到明、清的保护。但年清朝封后黎朝的黎氏君主（实际掌控者为郑氏）为“安南国王”，莫朝丧失合法性。年，郑氏以帮助清朝平定三藩之乱的名义把莫朝完全消灭。

[1]参见张宝林：《中越关系中的干涉与朝贡》，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年阮郑纷争时期，越南各方势力图。紫色为北方莫氏控制区域，蓝色为郑氏控制区域，黄色为阮氏控制区域，郑阮两大家族代表者后黎朝进行统治。图源百度。）

越南对中国的交织和分离

对于越南来说，中国是一位强大的北方邻居，越南对中国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方面，越南需要借鉴先进的中原文明来发展自身，强化自身在中南半岛的地位，比如文化、礼仪、军事、技术和制度等。另一方面，越南又不甘心被“中国化”，希望与中国保持距离以维持自己的地位。长久来，越南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杆天平。

中南半岛“小中华”

越南自称“小中华”，认为其文化、礼仪制度、开国神话等都起源于中国，且同样使用汉字。越南认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尧时代，黎崱在《安南志略》里称越南是:“唐、尧声教所暨。”[1]在越南开国神话的叙述里，最远可以追溯到炎帝神农氏。神农氏传位于长子帝宜，统治北方，另一个儿子鸿庬氏则封到南方。鸿庬氏娶了洞庭君女，生下貉龙君。貉龙君有一百个儿子，其中五十个儿子跟着母亲回到山林中，另外的跟着父亲居住在南海，百粤也因此分南北。南方五十子中的长子被封为雄王，继承父位，建立国家，成为越南开国之君。在这样的叙述下，尽管越南与中国同源，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已经逐渐自成一体。

[1]参见张崑将：《朝鲜与越南的中华意识比较》，《东亚视域中的中华意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儒学研究中心，年，第页。

（越南的雄王祖庙，图源百度）

既然自称“小中华”，那么越南也模仿着中国搞出了一套自己的朝贡体系。越南自称位于“中夏”，大越皇帝居于中心，四周被蛮夷环绕着，蛮夷应该向大越皇帝臣服朝贡，朝贡国包括中南半岛的占城、盆蛮、哀牢等，但是中国不在这个朝贡体系中。[1]在国号的使用上，越南对中国政策长期以来是“内帝外臣”，即对中原王朝称臣——安南国王，对国内则用“大越”国号称帝。越南阮朝阮福映（嘉隆帝）于年统一越南，为了结束“内帝外臣”的局面，实现名义上的一致，他请求清朝嘉庆帝册封其为“南越”国王。嘉庆帝最终册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之后，继任的明命帝认为“越南国王”仍然是“安南国王”的延续，于是下旨改国号为“大南”，试图消除内帝外臣，但清朝仍称阮朝为越南国，阮朝也以“越南国王”的名义继续朝贡。[2]显然“内帝”使得越南拥有自己的朝贡体系，并将自身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成为“小中华”。而“外臣”也使得越南可以处于中华文明秩序中，是朝贡国之一，也是“天下公认的先进文明国”之一。尽管越南想摆脱帝臣名义上的不统一，但在实际上仍不得不处于内帝外臣的情况。这也在文化上体现了“各华其华”，政治上“各帝其帝”。[3]

[1]参见叶少飞：《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形象史学研究》，年第1期，第页。

[2]参见叶少飞：《越南古代“内帝外臣”政策与双重国号的演变》，第页.

[3]参见张崑将：《朝鲜与越南的中华意识比较》，第页。

（越南阮朝开国君主阮福映，称嘉隆帝，阮朝为越南最后一个王朝，图源百度）

#2第二部分

时间来到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殖民者掀起了瓜分亚洲的浪潮，中国的文明体系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中国逐渐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越南则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从此，中国与越南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历程，也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了友谊。

“越南，中南半岛的共产主义传教士”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越南的共产主义力量就一直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活动着。-年国共合作期间，有大约名越南共产党人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学成之后回国参与革命运动。年2月，胡志明合并了越南的共产主义组织，[1]成立越南共产党。10月，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活动范围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并负责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印度支那半岛）的传播。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富起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纲》前两条写着：1.消灭法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2.争取印度支那人民的完全独立。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并派人协助在柬埔寨和老挝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高棉人民革命党和老挝人民党，从此印度支那共产党一分为三。此外，由于老挝和柬埔寨缺少当地革命者，他们多向宗教寻求意识形态的帮助，在老挝和柬埔寨活动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是当地越侨、越南移民和华侨等。[2]因此，越南在中南半岛（又称印支三国）的共运影响力最大，加上三国的革命主力军也多为越南人民军的部队，越南成为东南亚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传教士”。

“国际主义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是同志加兄弟”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毛泽东自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一贯坚持的信条。[3]基于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共武装斗争的成功经验，朝鲜、越南的运动自然便取得了中国的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