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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抢购风波背后的心理解析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群体性抢购事件频繁发生，《看客》第

期刊登了一组名为《抢购年代》的照片，时间跨度从年至年共30年的时间，每年选择了1件典型的群体性抢购事件，共计30件。［1］本研究将从不同维度分析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物品抢购

风波背后的心理机理和应对策略。

一、群体性抢购事件的定量分析

群体性抢购事件的频次分析

为探究“抢购”时间发生的时间特点，研究将

年到年30年的跨度以五年为一个时间段共分为6个时间段，从表1可以看出在这六个时间段内人们的“抢购”次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近人们抢购的次数呈递增趋势，即从2、4、3、8到13，说明“抢购”不是由于物资缺乏的原因所单纯导致(在－这第三个五年的时间段内编辑不知何故未录入“抢购”图片)，因为年到年这30年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升，满足人民需要的物资供应也相应地在逐年提高，理应抢购事件的发生也逐年减少，但却反而呈现逐年递升的现象。

2.群体性抢购物品的频次分析

为探究人们抢购的物品从年到年间的变化，仍以5年为时间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见表2):“抢购”的物品主要集中在衣(最为典型的是在第一个5年期间)、食(白醋、板蓝根、中药制剂、方便面、活鸡、奶粉、食盐、纯净水、特价大米等)、家用电器(电冰箱、彩电等)、住(楼房等)、行(汽油、天然气、车、车牌、火车票等)、奢侈品(国际奢侈品牌“路易威登”、iPhone4s、茅台酒等)、保值投资(黄金、股票等)以及娱乐(足球票等)等方面。由此可见，30年来的主要消费仍然集中在衣、食、住、行等这四个方面，而且在每一个5年期间内，这四个方面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大，总体来讲，人们抢购的物品逐年呈多元化的趋势，但同时也发现，人们抢购的物品并没有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而减少。

3.群体性抢购事件的地域分布分析

为考察群体性抢购事件背后的地域性分布特点，将所选的30件抢购事件以发生的地域为分类标准，分析之后发现:发生在北京的占33%、广东的占13%、深圳的占13%以及重庆的10%，这四个地方的合计共占69%，其余7个地方的占31%。众所周知，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中心，广东和深圳是我国经济发展高度的领头军。因此，不难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而群体性抢购事件越多，进一步证实物资的匮乏不是导致群体性抢购发生的直接原因。

4.群体性抢购事件的直接性原因分析

群体性抢购事件发生的直接性原因，大致可以归为七种:(1)群体性抢购事件的发生其中的30%可归结为物资的匮乏，这种匮乏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长期物资的缺乏所导致，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短时期的物资缺乏所造成，例如在和年发生的民众抢购服装的事件以及年的民众抢购家用电器(电冰箱)的事件都是由于物资的长期缺乏所造成的抢购行为;而年的抢购火车票的事件以及年重庆出租车加气的事件则都是由于短时间内的物资匮乏而致使，前者是出于天气原因，后者是由于暂时的供给不足所致;(2)有23%抢购事件的发生则出于贪图小的便宜，这其中的主要诱发原则是因为商家利用人们爱占小便宜的心理而人为致使的抢购事件。例如年某商家推出的“1分钟买彩电”活动、年北京某商家推出的“5元抢购”活动、年重庆某商场推出的“特价大米”以及发生在西安的足球赛学生票抢购事件等，这些事件的背后所潜在

的原因都是出于价格的过度便宜所致使;(3)有17%抢购事件的发生可归结为“危机意识”导致的抢购行为，即出于民众对未来某方面的担忧而采取过度防御所导致。例如年由于“SAＲS”事件引发的发生在广东的抢购白醋、板蓝根、中药制剂等事件;年日本核辐射引发的在兰州民众抢购食盐的事件、年由于水体污染引发的杭州抢购纯净水的事件等都属于这一类型;(4)有10%的抢购行为则可归结为对奢侈品的需求。例如年7月25日，国际奢侈品牌“路易·威登”在南京的首家专卖店开业当日南京市民疯狂抢购价格不菲物品的事件;年1月13日凌晨，北京三里屯的人们在苹果门店外通宵排队等待购买早上7点发售的苹果iphone4s的事件等;(5)有

10%的抢购行为可以归为“投资”行为，这类投资行为在我们的案例中主要是抢购黄金和股票;(6)有7%的抢购行为可以说是由于政府政策原因所导致，例如在我们的案例中由于政府的“限购令”导致的年发生在广东的疯狂购车事件以及年国人至香港抢购奶粉的事件;(7)有3%的抢购行为是由于预期的物价上涨所致。例如，年山东市民在某超市抢购方便面就是由于第二天这类方便面的价格将要上调。

二、群体性抢购事件定量分析结果

1.群体性抢购行为并未随着物质资源的丰富而减少，反而呈现逐增的态势

对于这一现象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尽管物质丰富了，但各个时期人们的需求仍然是有很大缺口的，并且随着民众自身所拥有的可以用来支配的剩余资金的增多，其需求就又出现了新的增长态势。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理论“需要层次理论”中指出，人有各种需要，最为基本的需要就是生理的需要(包括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以及为繁衍种族所需的生殖需要)，其次是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2］(P．)由此可见，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一低一级的需要被满足之后，又会滋生新的高一级的需要，而且分析之后发现，“抢购”某一类物品，所满足的不只是一种单一的需要，而很可能是多种需要的同时满足。例如“抢购”火车票，表面看来是满足了出行的需要，其实潜在地又满足了“回家”的需求，即满足了归属和爱的需要。

2.群体性抢购的物品30年来仍主要集

中在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

从资料的分析中发现，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无论是物资较为匮乏的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到物资相对较为丰富的年，民众仍然将抢购的对象集中在了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由此可以推论民众的主要消费仍然集中在这四个方面。而其他方面如文化、娱乐方面的需求相比前面四类则较少。

3.群体性抢购行为呈现出地域的差异

性，但却并没有显现出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性

在对资料的分析中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物资相对丰富的城市所出现的“抢购”事件反而高于其他的地域，由此可见，“抢购”与物资的匮乏没有必然的关系，群体性抢购行为并未因物质的丰富而减少，也许“抢购”背后有更重要的其他方面的因素;民众的“抢购”行为没有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从对资料的分析中发现，在每一次“抢购”事件中，抢购者男女老少皆有，不存在性别和年龄的差异。

三、群体性抢购事件背后的心理解析和应对策略

从对30年群体性抢购事件的定量分析中发现，抢购并未随着物质产品的丰富而减少，反而增多了，其背后一定有其深层的原因。

信息的缺失导致人们心理上产生无

助感

信息的缺失往往会导致人们心理上产生无助感。在群体性抢购事件的定量分析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抢购事件是发生在信息的缺失之下的盲目性抢购行为，例如“非典”时期人们抢购“板蓝根”和“中药制剂”的行为。在面临重大危机事件，而官方和主流媒体不能给出一个有效解决这一危急民众人身安全的措施或办法时，让民众更多感到的是心理安全感的缺失和无助感，正如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到的人需要安全感———无论是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上的，一旦安全感缺失，人总是想尽办法消除心理上的无助感，继而获得安全感，即使是事后看来是一种非常好笑甚至滑稽的行为，例如也许在心理上并不认同板蓝根能够预防“非典”，但秉持着“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以及在当时并没有别的有效措施的时候，抢购行为就出现了，再加上如果此时一些不良商家哄抬物价并且在货源短缺的情况之下，很容易给民众造成假象和恐慌，此时所能做的一方面是官方和主流媒体能够及时发布最权威的信息，另一方面政府能够通过有效地发挥经济的杠杆作用，及时缓解货源短缺的状况，这种“抢购”行为就能在短时间内平复，就如因年3月11日在日本东北宫城县邻近海域发生了里氏九级特大地震，继而引发海啸，导致福岛发生核泄漏后，我国民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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