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新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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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薛美芳：年生，山西万荣县人，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小小说选刊》《河东文学》《盐湖文学》《山西家庭报》《黄河晨报》等报刊、杂志。

涨价的死树

薛美芳

一

接完电话，我知道自己必须回一趟家了。

这个家指的是乡下的家。我出生以后，在那儿生活了十八年，后来靠着一张大学文凭，像一棵在苗圃里育好的树苗一样，被移植进了这个城市,并很快扎下了根。可乡下的家还时不时地牵动着我的神经，因为那儿还生活着我的母亲，当然还有一些已经被烙进记忆里的东西。

电话就是母亲打来的。她唠唠叨叨地讲了好长时间，但我刚听了几句，就清楚了母亲话题的核心内容——那棵柿树被砍掉了。

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

位于村东头的那块地，曾经是我家的祖坟地，是我的太爷爷花了几块大洋让风水先生看下的。那时，他老人家在一个大城市开了几年当铺，手里积攒了些钱，回到村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的百年之后找块风水宝地，以保佑子孙后代辈辈兴旺发达。但现在它与我家没有关系了，在刚解放时，它就被政府没收了，几经变革，现成已经成了别人家的责任田。和我家有关系的是地里的一棵柿树。

那棵柿树是我的爷爷亲手栽的，而且是在父亲出生那年栽的。我的父亲是去年去世的，他去世时是七十五岁。这样算下来，这棵树到现在也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了。惭愧的是，我的历史学得不好，所以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地被没收了，但这棵树却能顶着我家的名义安然无恙地活着。这棵古稀老树多年来一直活得很健康，每年都能贡献出数百上千斤的柿子。我们把摘下来的柿子分成两份，一份拉回家，一份送给地现在的主人。母亲把分到的柿子做成柿饼或者制成柿子醋供我们享用。

前年，村里征收了这块地，然后用了半年时间，把往年的春绿秋黄变成了一排排水泥钢筋垒成的建筑物，出租或者销售。那棵柿树就在地头长着，而且庞大的树冠占了很大一块地方，自然就显得碍手碍脚、难逃厄运了。它在被砍倒之前，我们正在四处奔波为父亲看病，所以，没有注意，也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根本不知道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母亲是在回家取换季衣服时，才听说了柿树的事。她慌忙跑到地里，却已不见了树影，只是在地上落了些木屑和树枝之类的遗物。母亲很是难过，在她心里，这棵柿树早已成了我们家的一员，每次看到它，母亲都要微笑着和它打声招呼，目光里饱含着慈爱。

母亲茫然地站在空荡荡的田地里，感觉自己的心也一下子空了一大块。她站在那儿抹了半天眼泪，决定去找荣昌要个说法！

二

荣昌是我们的村长，比我大两岁，小时候也曾在一起玩耍。他很聪明，但不爱学习，一看书就喊头疼。他宁愿冒着酷署在地里干活也不愿意坐在阴凉的教室里背书。所以，初中毕业后，他连中考成绩都懒得看，就卷了铺盖到城里去打工了。刚开始，也只是在工地上搬搬砖，和和灰，倒倒水泥。可没过几年，他居然混成了一个包工头，不但买了车，还从城里引回一个成天把嘴唇抹得猩红、穿得娇艳的媳妇。

荣昌是三年前村里换届选举时回来的。对于他突然放弃了外面生意的原因，村里流传着两个版本，一个是说他在外面欠了很多钱，在城里待不下去了；另一个是说他听到市里准备开发我们村的一个大院，就想回来捞一笔。不管是哪种原因，反正荣昌携家带口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来，就报名参加村长竞选。他还从银行提出了二十万块钱，挨家挨户地发钱，拉选票。

其实，当时的村长已经稳稳当当地在村长这个宝座上坐了很多年，原以为这次的竞选只不过是走个形式，却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他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四下活动，却已经来不及了。

荣昌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卖地。他把靠着村边的地征收后，一部分盖成二层小楼往出卖，一部分划成宅基地出售，不论户口在不在本村，只要肯出钱，都可以买。我家的柿树和它赖以生存的土就是这个时候消失的。

母亲找到荣昌，气呼呼地问：“荣昌，你que(砍)我家柿树，咋不念喘（说）一句？”

荣昌陪着笑脸说：“婶，您这不刚回来吗，我正打算去找您和叔，说说这柿树赔偿的事。”

荣昌的话平息了母亲的愤怒，但她依然心疼那棵柿树：“那么多年的树了，你咋舍得说que就que了呢？真是的！”

荣昌说：“这还不是为了咱村发展大局吗，要发展经济，就得做出一点牺牲。”

对于荣昌说的这些高大上的话，母亲并不关心，她只是关心她的柿树。她问荣昌：“那你说，咋赔？”

荣昌说：“村委会已经开会研究过了，决定赔您一百块钱。”

母亲气乎乎地说：“长了七十多年的树才给一百块，一年合下来几块钱，还不如人家那乱树枝值钱哩！”母亲说的是征地前，为了多要一些赔青款，村民突击往地里栽村，有人不舍得花钱，就直接折一些树枝随便插到地里，充当树苗。

荣昌说：“婶，再怎么着，它也是一棵树啊，能值多少钱？您说个数，要多少？”

母亲想了想，说：“二百。”

她话音刚落，荣昌立马说：“好，那就二百！”看来这个数额比他预想的要小得多。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她当时本来想说五百的，但又觉得不好意思。“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应该多说点。”每次说到这儿，母亲都要懊悔一阵。

可是，就这二百块钱母亲也没有拿到手。荣昌说要等到统一的赔偿款下来一起发。他让母亲回家去等。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那二百块柿树钱，荣昌一直拖着不给，说是赔偿款没下来，可别人家该赔的都赔了。我都找了他好几次了。”最后，母亲说，“泽娃，你抽空给荣昌说说吧。”

对于母亲一趟一趟地跑去给荣昌要赔偿款的事，我是坚决反对的。我曾在她第一次给我唠叨这件事的时候，就对她说：“我给你二百，那钱就别要了。”可母亲一听这话就急了，她说：“那二百块钱是村里应该赔的，我凭啥就不要了？再说了，我是稀罕那钱吗？我这是在给村里要一个说法！长了几十年的树，说没就没了……”我看到母亲开始抹眼泪，赶紧闭了嘴。

三

周六，我坐了客车回村。

车窗外是大片的田野，满眼的浓绿。虽然已是五月，但因太阳被乌云遮蔽，无法挥洒阳光，因此，我感觉到了些许的凉意。

中午十二点，客车在我们村村口停住，把我放下后，然后“呜”一声走了。

我站在村口，四下打量着，有种即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这是村东头，先前，这儿都是庄稼地，可从前年起，这儿却竖起了一排二层小楼，楼前是一大块打了水泥面的空地。楼房还没有装门窗，所以也没人住。

我走到楼跟前，想上去看看，却见楼前台阶上蹲着一个人，他大概是听到了脚步声，也抬起了头。我一看，原来是耿叔。我家的柿树就曾经生长在他家的地里。

“耿叔，你咋在这儿？”我惊异地问。

“哦，是泽娃啊，啥时回来的？”耿叔一边和我打招呼，一边慢慢站起身来。他把手里快要燃尽的烟头扔掉，又把披在肩上的外套往上拽了拽。

我说：“刚下车。”

耿叔问：“回来有事？”

我简单地讲了柿树赔款的事，然后又问了一句：“耿叔，你咋在这儿蹲着？”

耿叔说：“没啥，就想过来看看这块地。”我注意到他脸上掠过的一丝凄苦，才蓦然想起这儿曾经是耿叔家的责任田。

我和耿叔相跟着往村里走，走了几步，耿叔突然停了脚步，他扭过脸对我说：“泽娃，和你商量个事。”

我也停住了脚步，说：“耿叔，您说。”

耿叔说：“你和你妈说一下，把你家的那几亩地包给我种吧。你说你妈年纪大了，你又不在家，她一个人哪能种得了？”

我自然是十分愿意。早在几年前，我就建议父母把地包出去，跟着我到城里住，可父母死活不同意，说是他们在家种地，好赖能贴补我们一些。我给他们算过一笔账：最好的年头，四亩地也不过能收两千斤麦子，一斤麦子按最高一块五算，一年收入也不过三千，除去买种子、犁地、浇地、打药、雇收割机等等各项支出，剩下的钱还不够贴补我请假的损失。但我知道，这样的账，父母是不会认同的，所以，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每年都得回到这里过几天挥汗如雨的日子。

我看着耿叔殷切的目光，不忍拒绝，明知道母亲不会轻易同意，但还是点点头说：“好，耿叔，我回去就给我妈说。”

耿叔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但很快又恢复了寂然的神色。我们继续往前走，耿叔的嘴也不闲着：“可惜那么多好地都给糟蹋了，三年了，你说要打多少粮食？让你再过一个三年自然灾害，就知道粮食金贵了。当了一辈子农民却要买粮食吃，你说这不是羞先人哩么？……”

四

回到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是我最爱吃的南瓜面片。看见我，她免不了又是一通絮叨，无非是一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琐事，我趁机说起了耿叔包地的事。

母亲果然不高兴，拉着脸说：“不包，我还没种够呢！”我开玩笑说：“你要不包，明年收麦子，我可不回来了。”母亲白了我一眼说：“不回来就别回来，我就不信，离了你这狗肉还不开席啦！”我一本正经地说：“肯定能开，你不是老说狗肉不上席吗，没我这盘狗肉，你正好开席。”我话还没有说完，母亲已忍不住笑了。

吃完饭，我去找荣昌。

荣昌家在村西，临街,宽敞的院子,足有六、七分大，高高的院墙像铁桶一般把院子围得结结实实。但是北面那几间巍峨的二层小楼却是如何也遮挡不住的。荣昌家门口停了几辆汽车，有白的，有黑的，也有银灰的，都是一色的越野车。看到这些车我松了一口气——荣昌应该在家。

荣昌果然在家，另外还有四个人。他们正围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喝酒。在弥漫的烟雾中，我找到了荣昌那张赤红的脸。他正在划拳。另外那四个人，我也顺便看清了，一个是村里的会计，一个是副村长，还有两个，一个叫景旦，一个叫建娃。

我大声叫了一声“荣昌哥！”他们听见了，停了划拳，齐齐抬头看我。荣昌微微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满脸堆笑地站起来，走过来和我握手，热情地说：“泽娃，回来了？”

我也微笑着回应荣昌：“嗯，回来了。”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烟给他们散。荣昌接过烟，看了一眼，放在了桌子上，却从桌上的烟盒里重新抽出一支烟点上，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

我扫了一眼那个烟盒，不由暗暗吸了口冷气。

“找我有事？”荣昌把烟斜叼在嘴里，歪着头，含糊不清地问我，脸上依然有隐隐的笑意。

我说：“也没啥大事，就是领一下我家柿树的赔偿款。”

荣昌长长地“哦”了一声，把烟从嘴边拿开，说：“你看我这记性，咋把这事给忘了。前两天婶还来问过。不过，泽娃，我给你说，赔偿款还没下来呢，一下来我马上就给婶，这事你不用管啦。”

我笑了，低头想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二百元钱，递到荣昌面前，说：“荣昌哥，我不管赔偿款是真没下来还是假没下来，麻烦你把这钱给我妈，就说是赔偿款。她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不想让她因为这点钱一次一次地跑，万一跑出个好歹咋办？都有老人，我相信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荣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推开我手里的钱，结结巴巴地说：“泽娃，你这是啥意思，你这不是恶心我吗？那赔偿款真的没下来……”

我侧过身往前走了两步，把钱放到饭桌上，然后再回转身，对荣昌说：“荣昌哥，就算是我求你了。”说完，我转身离开了那个烟雾缭绕的房子，刚走出大门，就止不住一阵阵地恶心。

五

我刚拐进巷口，就看见母亲满面焦急地站在我家大门口朝着这边张望，看见我，脸上的神情放松了。

“和荣昌说得咋样？”不等我走近，母亲就开口询问。

我说：“说好了，他说过两天就把钱给你送过来。”

母亲便欢喜起来了，嘴里连连说：“那就好，那就好。我只怕你和荣昌说不通，一急，你们再打起来。”

我笑道：“哪能呢，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你以为还是小娃啊。”这时我已走到母亲跟前。

母亲也笑，相跟着进门。

晚上，我睡在西厢房里。虽然房子一直没有人住，但却被母亲收拾得很干净，以便于我们随时回来都能住。母亲忙进忙出地忙碌着，好半天才把一切安排妥当，然后进来坐在炕沿上和我说话。

母亲问起白天我到荣昌家的情形，我说：“可能在开会吧，家里好些人，副村长和会计都在，景旦和建娃也在。”

母亲“嘁”了一声说：“开啥会？肯定又是在商量后半年选举的事！”

“不还有大半年时间嘛，咋这么早就开始考虑啦？”我很惊奇。

“现在都觉得当村长有油水，今年村里有好几个人说要参加竞选，都在活动。那几个人都是跟在荣昌后面混的，沾了村里不少光，都挣了钱，所以都在帮荣昌出主意，拉选票。”母亲一边把刚才洗碗时挽起来的袖子放下来，一边轻描淡写地说。

我想起了荣昌门前停着的一排越野车。

我问：“那谁最有希望选上呢？”

母亲摇摇头说：“不知道。这就要看谁到时候舍得花钱啦。”

“现在国家禁止贿选，他们还敢花钱？”我疑惑地问。

“明着不花暗里花。”母亲说，“偷偷地送，谁往外说？谁也不会嫌钱扎手。”

我叹息着：“只怕这样以来，当上村长的贪污得更厉害了。”

“老百姓谁管这个，反正是公家的东西，谁上去都得贪。你不听有人说，只要有人给咱发钱，哪怕年年选村长都行。”说到这里，母亲打了个呵欠，站起身说，“不早了，去睡吧，明儿个还要坐车呢，别太累了。”说完，给我铺好被子，回自己房间去了。第二天吃完中午饭，我告别了母亲，回城了。

过了几天，母亲打来电话，告诉我说荣昌把钱给她了，但不是二百，是四百。她问荣昌是咋回事，荣昌说是利息。母亲说：“哪有这么高的利息啊？就是放高利贷也没有这么高啊！”我对母亲说：“既然他给，你就拿上，说不定是赔偿款涨了呢。”母亲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听说最近上面下来了人，说是要查他的账，他能不害怕？”

说完，母亲话题一转，又说起了包地的事。她说：“我也想通了，那地就包给你耿叔种吧。咱的柿树在人家地里几十年，把人家的庄稼也歇了不少，可人家没说过一个‘不’字。再说，他种了一辈子地，现在突然没地种了，心里不好受。你耿叔说啦，要钱还是要粮随咱们。我想了想，还是要粮，一年给二百斤就行啦，最起码你们还能吃上一点放心面。还有那种地补贴款，也是咱们领……”

我听了，长吁了口气，但心里却丝毫没有轻松的感觉。

（责任编辑：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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