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刘姐进了一条中华。
到现在一包都没卖出去，成了镇店之宝。
当然，老表们的怀疑不是没有来由，那是常年上当受骗养成的谨慎。
在后街的另一家店，我买了一盒绿箭口香糖，嚼了几口感觉不对劲，劣质得有些过分。
仔细一看，是“康箭”。
在这条街呆久了，各种故事刘姐也见得多了。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一千个老表，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想好好找工作的占多数，但也有老油子。”
旁边摆摊的大妈补充，“和中介勾起，挣了老板给的中介费，上几天班就跑了。”
“出去几天，又折转回来，都混成老面孔了。”
住旅馆、吃饭、买烟…钱没了，又去找工作，周而复始，谓之老油子。
伍建林的店，离劳务市场一百多米，旁边是露天停车场。
后街和通往停车场的路，组成一个T形，伍建林的店，就在T尾巴上。
如果没有门口这个涂鸦招牌，没人会想到这是一家馆子。
伍建林，仁寿人，54岁，20岁外出打工，去年8月在此开店。
“年轻时，在工地打小工。小工4、5块钱一天，大工6、7块一天。”
“那时候一年存5、6百块回家，就很不错了。”
伍建林遥远的记忆里，年轻的身体，和当时的货币一样坚挺。
只花了块钱，在老家买了5间茅草房，年复一年的辛劳，把茅草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砖房。
“我也理解他们。”伍建林说，“你不理解，是因为你还没到那个年龄。”
“人一辈子就像翻坎爬坡，过了40岁，就是下坡了，娃儿、老人的负担，还有自己，自己也该给以后准备吧？”
“不是为了养儿养女，哪个愿意在外面遭罪，为吃碗面低声下气呢？”
“都是出门在外的人，没有不落难的时候。”
“很多账现在都没收回来，人也不见了。”他说，“无所谓了。”
午饭时间，伍建林的店还是冷冷清清。
“其实我们卖得不贵。”伍建林说，“城里的面馆，一两面6、7块钱，我们一大碗面，三四两，才6块钱。”
即使如此，“一天也卖不了两三斤面。”
“为啥子呢？”
“一是我们店比较偏，最主要原因，是路边摊更便宜，一碗4块钱。”
伍建林说，自己不敢和别人拼价格。
租房，70元/平，48平每月元；水5元/方；电1.5元/度；天然气7元/公斤…
为了省住宿，伍建林把一楼隔间改成卧室，和妻子马淑霞长住店里。
今年，两人没回老家，在店里过的年。
“一是省路费，二是走不开，怕小偷偷东西。”伍建林说，其实，也没什么值得偷的。
面馆一角放了架简易梯，通往二楼。
我弯腰，扶着楼梯，战战巍巍爬上了二楼。
楼板不太稳当，走在上面有点打颤。
我弯腰，扶着楼梯，战战巍巍爬上了二楼。
楼板不太稳当，走在上面有点打颤。
2楼隔成了两个房间，短租给求职者。
一张床占了大部分空间；一张椅子、一把落地扇，椅子上放着一个行囊。
这样的单间，住一晚上十来块钱。
“都是熟人，只有熟人找得到。”
梁明找伍建林借了一口锅，熬了锅中药，弄得到处药草味。
这锅药他煮了三次，一点点倒进自己的大杯子里。
他说，最近有些失眠，“睡不着觉，弄了点便宜的药，喝了安神。”
“以前你经常失眠吗？”
他说，“不，就最近才失眠。”
梁明给锅续上了水，继续放火上煎熬。
我注意到，他的一只鞋口脱胶了，走路间一张一合，像是有什么意见要表达。
“外面打工没人要，回家庄稼又做不动。”梁明说，他还想再试试。
“实在找不到，就回家吧。”
我估计，梁明的失眠，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伍建林的桌上，摊着一本租客登记表。
我随手翻了几页，从身份证编号来看，60后和70后占多数，几乎都是来自四川各地农村。
“好多年年都来，都成熟人了。”伍建林说。
路边“服装店”，衣服、鞋子一律10元，我没和摊主攀谈，或许还能讲价。
摊主是个年轻有为的小胡子，除了卖衣服，他还开一家分店，卖二手电源线和手机配件。
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没想去了解。
一对长相和口音完全不像苗族人的男女，披挂上阵，兜售正宗的苗族银饰。
招牌上写着，“不收材料费，只收20元宣传费”。
这个摊子吸引了不少期待捡到便宜的人。
卖古玩的地摊，老板一边招揽生意，一边给围观的人做科普。
秦朝的铜像，清朝的银元，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
但老板急着回家，就当做好事，统统便宜甩了。
围观者手上拿着一串铜钱，依依不舍地把玩，一夜暴富的伟大梦想，正在心里发芽。
一家路边药店，摆放着一些开封的药盒、药瓶，大概是散卖。
治疗跌打扭伤的膏药、感冒冲剂、包治百病的板蓝根。
店主是一个文静腼腆的小姑娘，始终面对墙壁。
我打了个招呼，她没有回头。我问了一下药价，她没有回答。
我摸出包里的软云，准备给她发一支，想想还是算了。
一家不知是否还在营业的露天桌球馆。
只有一张桌子，这是后街唯一的娱乐设施。
代写招聘、求职广告的路边摊。
大概因为生意不好，老板正趴在摊子后面睡觉。
街对面，一位卖唱歌手在此驻唱。
他的人设，是一名来自山区的老表，58岁，成都打工多年，街头卖唱，只为给年迈母亲治病。
老婆因病去世时，蒋骋明36岁，在雅安煤矿挖煤。
带着10岁的儿子，3岁的女儿，蒋骋明没有再娶，在矿上又生活了十多年。
“上班下井挖矿，下班带娃洗衣做饭。”蒋骋明说，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辛苦。
“我一个人把娃拖大，没饿着他们，没冷到他们，没让他们贷账（欠债），为人父母，我只有这样的能力。”
蒋骋明说，“我尽力了。”
可惜的是，两个儿女书都读得不多，儿子小学毕业，女儿高一辍学。
“还是跟我一样，下苦力才有饭吃。”
蒋骋明说，他来这里，原本也是找工作，“当时还没想开理发店。”
“转了一圈才发现，我这个年龄，根本没人要了。”
去年伏天，有人给他介绍工作，“说是不限年龄。”
他顶着大太阳，跑到天府立交附近面试。
“人家先看我脸，又要看我身份证，看了就说不要了。”
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有餐厅老板请我杀牛蛙，工资都谈好了，元一个月。”
他收起行李，跟着老板，从劳务市场走到三环路边，老板问，你今年多少岁了。
“我说，我63岁了。他直接就喊我回去了。”
李习品理完发，女婿又加了3块钱，给他修了面。
“感觉一下年轻了好多。”李习品在镜子前，看着自己的光头，有点盲目自信。
他抑制不住笑出来，“收拾得撑抖点，给老板留个好印象噻。”
我没有提起这两天的见闻，免得过早摧毁了他的乐观。
张生富最操心的，是儿子婚事，“心焦，28岁了，没钱结婚。”
儿子在云南打工，美团送餐员。
春节儿子没有回来，“他说春节送餐生意好，想多挣点钱。”
张生富夫妻也没回老家，“父母都不在了，家里房子早淋塌了，地都荒了。”
张生富说，“住处都没了，回去干啥呢？”
离开劳务市场，我到附近走了一圈。
峨眉山人老谢曾告诉我，“住不起十元店的，晚上在周围路边、草地、桥下过夜。”
三环路外的草地上，我见到几位席地而坐的老表。
见我拿着相机，草地上一位中年男子，提着被褥匆匆离开了。
秦飞远：老表的暮年
琉璃立交正在打围施工，我走了很远，找到一个没有围上的缺口。
四个人在缺口里，围着一张破桌吃饭喝酒。周围、头顶车来车往，也没有打搅他们的兴致。
我考虑了一会儿，穿过马路，走了过去。
照例，先挨着发了一圈烟。
秦飞远，中江县人，53岁。四个人里，他年龄最大。
“我14岁开始就在外面跑了。”他拄着棍，走路有些趔趄。
“家，早就没了，我们一家四口，爸妈、姐姐，都死了。”
他说，他的年龄算不上孤老，只能算是个“孤人”。
秦飞远和理发师蒋骋明，有一段相似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他也是一名煤矿工人。
离开煤矿后，他到了成都，“在工地干活，铺电缆。”
5、6年前，因为一场工伤，秦飞远的腰被打残了。
在医院里住了70天，人没死，但以后都干不动活了。
几年后，他用光了工伤赔偿，到处流浪，越过越落魄。
一起吃饭的老刘告诉我，这笔赔偿金，是被人骗掉了，但个中详细，他不愿多讲。
两张床、一口灶、几个水桶，一只狗，秦飞远全部的家当。
在这个八面来风的地方，“家徒四壁”也是一种奢侈的向往。
他用手在盆里蘸一下，两手冒起了蓝幽幽的火苗。
姚承军顺着秦飞远小腿、大腿一阵摩擦，火苗四溅。
按完腿杆再捏脚心，秦飞远半躺在老刘怀里，痛得哭爹喊娘。
他的叫声，被周围的车声淹没了。
姚承军喝多了，情绪有些激动。他拉住我，说有些话想要给我说。
“我当时真是饿得遭不住，我饿了三天，饿得遭不住了。”
他带着哭腔说，去年冬天，他就是背着这个编织袋，来成都找工作。
“钱用完了，10块钱的旅馆也住不起了，连被子都被老板丢了。”
“当时我袋子里就只剩下半包叶子烟。”
“我真的饿得遭不住了。”这句话又重复了几次。
他的声音拉高了一个调，从小声哽咽，变成了嚎啕大哭，路灯照进桥洞，泪水在光里若隐若现。
山穷水尽时，他路过这里，遇见了秦飞远。
“是我干爹收留了我，给了我一张床睡，给我饭吃。”
姚承军说，他没什么亲人，就认秦飞远当了干爹。
最近，姚承军找了工作，工资不高，但够他和秦飞远的开销。
他说，他要把干爹供着。
“有我一口饭，就有我干爹一口。”
至于以后去哪里，他也没有多的想法。
出品：大成公益、成都力量栏目组
权威有话说：其实不论怎样的社会，总会存在这种底层挣扎的人们。奈何，我父亲那辈人的辛酸真实写照，社会的现实，却又能让人深思。真是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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